威立雅的中國水生意：在多個城市因污染多次被罰
威立雅的中國“水生意”：高溢價收購拷問系統維護質量
每經記者 鄢銀嬋 發自重慶、成都
蘭州自來水污染事件，將威立雅推至風口浪尖。
威立雅水務集團是全球三大水務集團之一，在全球擁有11個研發中心，為世界100多個國家提供服務。自1994年進入中國以來，目前蹤跡已遍布中國近一半的城市，市場占有率居于前列。據中國水網統計，截至2013年底，威立雅中國的水處理總能力約1322萬噸/日，位列國內第二。
就是這樣一家公司，引起了諸多爭論，也讓我國市政公用事業中廣泛使用的“PPP”模式(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再次為人們所關注。
近年來，以高溢價并購、金融之手以及附加服務等集合而成的“威立雅模式”給中國水務市場帶來了一定沖擊。
此外，《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查閱公開資料發現，2007年以來，該公司在中國多個城市因污染問題多次受到公開處罰；最新消息顯示，從檢測出自來水苯超標到消息公布后的10多個小時內，威立雅也被質疑存在遲報行為。對此，威立雅水務集團宣傳部長田華強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不存在拖沓低效的問題，苯的檢測較為復雜，花費的時間要長一點。
記者昨日(4月13日)多次撥打威立雅中國的辦公電話，且向其郵箱發送了采訪郵件，一直未得到回應。此外，《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還撥打了威立雅法國總部的電話，對方回應稱，現在是周末晚上，明天(4月14日)上班時間請再打電話。
對于眼下備受關注的用水安全問題，包括綠色和平污染防治組主任杜莎等專業人士均認為還需要從制度上找原因。“蘭州的石油化工產業與居民區是混在一起的，這也是全國的普遍現象——石化總是與城市混居，因此政府必須出面從規劃方面來調整、監管。”杜莎說。
此外，杜莎還認為，我國對水務行業的監管，水利部門和環保部門有交叉，前期建設水利部門監管，隨時的上報監測信息又劃歸環保部，這一機制還需要改革。
威立雅“污染門”頻現
4月11日中午，蘭州市威立雅水務集團公司被曝其出廠水及自流溝水樣中苯含量嚴重超標，當地政府稱24小時內不可飲用該市自來水，并切斷了該市部分地區的自來水供應，引發當地民眾爭相搶購礦泉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搜索公開報道發現，威立雅旗下水廠并非首次出現污染事件。
例如，據 《中國環境報》報道，2013年5月，威立雅海口白沙門污水處理廠被查到出水糞大腸菌群數超標，海口市環保局于2013年11月對其違法行為進行立案處罰，并責成威立雅集團采取有效措施。2012年9月，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對威立雅執行《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情況進行監督性監測時發現，威立雅焚燒爐廢氣多種元素超標，該項違規最終在2013年8月迎來環保部的公開處罰。
“如果一家公司有一兩次因為污染問題被環保部門處罰不能說明問題，但是其在全國各地的項目都相繼出現污染問題，就有一定警示意義了，這很可能與公司管理、運營有關。”重慶大學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張姓教授表示。
“不管是中資還是外資水務，均需要建立完整快捷的危機處理預案，并及時上報通報。增加檢測頻次與危機處理能力，是給水廠提出的新要求。”杜莎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高溢價收購模式
1994年底，威立雅正式進入中國；1997年6月，威立雅水務與天津市供水部門簽訂合同投資3000萬美元改造經營凌莊水處理廠，并共同出資成立天津通用水務公司，其中威立雅持股55%，由此開始了它在中國的經營之路。
1998年和2002年，威立雅相繼通過招投標方式介入成都和上海的水務市場。
“威立雅在中國的投資動作，和其集團的戰略以及國內水務市場的變化密切相關。”一名李姓水務投資分析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2002年，威立雅水務將國際業務發展的戰略中心轉移到亞洲，并增加了在華投資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通用水務公司，威立雅持股達55%，成都第六水廠的項目公司中威立雅持股60%，上海浦東威立雅公司中，其也占有50%的股份，均處于控股地位。
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王志樂認為，這一投資方式與威立雅自身水務運營商的角色定位有所出入，項目融資中資本金部分往往只占總投資的20%~30%，控股方需要承擔融資運營的風險。
2002年后，在國內多個城市的水務投標市場上，威立雅頻頻出手，并最終成功滲透到北京、深圳、寶雞、昆明等城市的自來水及污水處理市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梳理資料中發現，威立雅最終“吞”下部分地區自來水企業股權時，一個明顯的取勝方法便是以高出競爭對手報價和資產估值的數倍出價。
2006年9月15日，蘭州供水集團發布針對45%的股權進行公開招標。包括威立雅水務、中法水務、首創股份均進行了現場盡職調查，并遞交了投標文件，蘇伊士和首創的報價分別為4.5億元和2.8億元，而威立雅以遠高于首創股份6倍的投標價17.1億元中標，凈資產溢價達到280%
2007年1月，海口水務集團通過海南產權交易所公開發布招商信息，轉讓凈資產為6.3億元海口第一水務有限公司50%股權，擬轉讓價格為3.15億元，首創股份、中法水務、香港中華煤氣和威立雅均對海口項目提交了報價。最后，威立雅以超過底標價3倍的價格競得該部分股權，拿到項目合營公司49%股權；2007年9月，威立雅又以21.8億元奪得天津市北水業49%的股權轉讓項目，出價超出凈資產3倍。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稱，這一高溢價模式令不少競爭企業公開表態稱“怎么算，怎么不賺錢”。
傾向與金融資本合作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梳理威立雅在華脈絡時發現，上述在蘭州、海口水務市場與其競標的首創股份時有出現，不過扮演的卻是合作者的角色。
2002年，威立雅水務與首創股份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約定雙方在資源、資金、管理、技術等方面攜手和互補，經營城市基礎設施項目；2003年，雙方合作成立首創威水投資有限公司；隨后雙方又再次聯合成立了寶雞威創水務運營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威立雅與首創股份的合作不僅僅局限于成立合資公司，成功收購深圳水務公司也是雙方合作的項目。而在這場收購大戰中，首創股份憑借國企信用獲得銀行18年期20億元貸款，承擔了29億多元收購款中的絕大部分，合資公司為此項目所支付的不足10億元。按照威立雅持股合資公司50%股份折算，其付現的資本還不足5億元，而正是這部分資金卻實現了持股總資產超65億人民幣的深圳水務集團25%股權。
事實上，類似這種首創股份提供投資資金、威立雅負責運營管理的模式在雙方合作的寶雞、渭南等項目中均有跡可循。而正是其嫻熟運作金融資本的能力對其頻繁開展的高溢價收購提供了充分支撐。
類似首創股份的合作伙伴，威立雅在中國還有很多。包括平安信托、中信泰富、光大國際等具有強烈金融背景的企業均一度以合作伙伴的身份一同出現在威立雅多個收購案例中。比如平安信托參與的柳州自來水信托項目、中信泰富參與的昆明、常州的供水項目以及光大國際參與的青島供水及污水處理項目。
“水務行業門檻并不高，我國的水務標準也定得不是特別高，我國水務問題出現的問題比較多，關鍵還是在與要有很好的防范措施。”杜莎表示。
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國水務行業門檻不高，也令威立雅在華選擇合作伙伴時更傾向于金融資本。“高溢價收購幫助公司迅速提高中國市場占有率，同金融資本合作，能保證高溢價收購項目的資金來源，同時也能將每個項目公司的管理權和控制權牢牢攢在手里，但也令其在環保技術方面容易出現漏洞。”對水務行業頗有研究的分析師李華陽說。
將投資與運營一分為二
威立雅參股各地自來水公司，大多未占據控股地位，卻往往在雙方成立的合資公司下設立一家自己控股的運營公司，專門運營合資公司業務。比如天津通用水務公司便專門運營業務；其中，天津津濱威立雅的股權結構為：天津市自來水集團擁有51%，威立雅水務占有49%股權；天津通用水務公司中，威立雅則持有55%股權。
“威立雅這種模式非常別具一格。”李華陽說，國內水務項目普遍采取BOT模式將投資、運營兩個階段合二為一，威立雅的模式是將投資和運營兩項職能一分為二，項目投資階段是資金流出階段，對技術要求不高，而項目運營階段是資金流入階段，有一定技術含量。“威立雅將資金流入階段的控股權牢牢捏在手里，將資金流出階段的控股權讓給他人，也就意味著較小投入、較高產出有著較大操作空間”。
除了運營公司帶來的利潤外，威立雅的賺錢手法還包括與項目公司簽署顧問咨詢服務協議，每年獲得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顧問費。此外，還有政府管網系統維護等方面的收入。
“對于水務公司來說，官網接入費是一項較大的收入，包括接管的材料費、人工費以及施工利潤，在這些費用收取上，水務公司有很大的操作空間。”重慶水務系統一位工作人員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
照此說法，威立雅在國內大多數城市的自來水市場均擁有一定話語權，這部分收入相當可觀。
“威立雅進入某個城市自來水市場前，往往會先成為這個城市的政府水務顧問，以便于詳盡了解情況。”李華陽介紹說。來自《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顯示，在知名的蘭州收購案例中，威立雅便是甘肅省水務改革顧問，這一身份令其獲悉蘭州城市管網系統維修空間大計工業用水和居民用水不分等信息提供了便利，最終在競標方案中的高溢價提供了底氣支撐。
據蘭州本地媒體《鑫報》報道，2008年4月，蘭州市投資1.5億元對自流溝輸水管渠進行了整治。另據新華社4月13日報道，北京師范大學水科學研究院教授、國家環境應急專家組成員王金生表示，初步判斷，蘭州自來水中的苯來源于蘭州石化上世紀80年代發生泄漏事故后滲入到地下的污染物。對于自流溝為何現在才出現苯污染，王金生解釋說，自流溝是水泥結構，每隔一段有一條收縮縫，自流溝的設計壽期到了以后，收縮縫老化，滯留區的含苯地下水通過收縮縫進入自流溝，進而污染到水質。
“按照這個說法，威立雅介入蘭州水務市場后承擔的管網維修工作做得并不到位。”李華陽認為。
(實習生丁舟洋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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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觀點
PPP與公眾利益不一定沖突
每經記者 金微 發自北京
出現苯超標的自來水廠是2007年威立雅水務和甘肅蘭州供水公司的合資企業，其中威立雅持股45%。目前，威立雅除了在蘭州以外，在青島等國內多個城市均有水務投資，這些經營形式目前在我國市政公用事業中廣泛使用，通稱“PPP”模式(公私合作伙伴關系)。
“PPP”現已成為財政部力主推廣的模式，被寄予解決城鎮化資金來源、緩解地方債等期望。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預計2020年城鎮化帶來的投資需求約為42萬億元，“PPP模式抓住了有效解決城鎮化融資需求這一關鍵環節。”《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就此專訪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大岳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金永祥，從PPP實踐者的角度解讀蘭州水務事件及中國PPP推廣等問題。
威立雅是否遲報尚不清楚
《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這起污染事件中，對于遲報的問題，威立雅回應說“沒有停水的權力，只能向主管部門匯報，由市政府決定。”請問，PPP合作對企業有什么規定？
金永祥：這屬于政府和企業簽訂協議時的責任劃分，具體的規定由雙方協定。比如停水，是政府批準停水，這是規定，企業必須遵守。
如果這起事件歸于不可抗力，比如污水突然進來企業事先不知，會當作不可抗力來處理，那威立雅沒有責任；如果他應該檢查到而沒有查到，那威立雅就有責任，就要受處罰，因為這違反了特許經營的協議。這里是否涉及威立雅定期的巡查，尚不清楚。
NBD：這次事件，威立雅因外資背景受各方的關注。
金永祥：如果確實是威立雅經營問題，按照特許經營，其是要受到處罰的。我認為，這次該做的是嚴格執行特許經營協議有關條款，創造先例，建立政府對供水企業的監管體系，亂指責、亂炒作不是法制，也于事無補。
不讓外資投資水務有些絕對
NBD：有人提到美國自來水不會讓外資控制，為何中國自來水要給外資？
金永祥：水務在不同的國家不一樣，威立雅不僅在中國，在其他很多國家都有投資。美國是否有外資，這個不清楚。
但像其他很多國家，外資供水是可以的，比如李嘉誠去買英國水務公司股份，李相對于英國而言也是外國人，不要外國人投資水務有些絕對。另外，像PPP模式，外資也不能完全控股，蘭州水務威立雅和平安保險占了45%的股份。
NBD：目前國家推廣的PPP并沒有明確外資還是國資？
金永祥：對。對于一個城市來講，無論是國資外資都屬于外來資本，都是PPP引進的模式，比如，很多城市有國企參與PPP項目，因為對于這個城市而言，外來的國企也是外來的資本。
NBD：如何看待威立雅這次事件？
金永祥：威立雅還是比較小心謹慎的。因為威立雅一直受嚴格的監管和監督，一點小事也變成大事，自來水應該是整個監管的問題。
PPP需把政府與市場邊界劃清/
NBD：對威立雅的指責還有種聲音認為，水務為公用事業，本來就屬于非競爭領域，不適用于私有化以及市場化經營。但我們看到，目前國家推動的PPP模式很大部分就在市政工程及公用事業上。能否談談利弊？
金永祥：以前政府對公共事業的運作，一般是平臺公司或者自己的國有企業。但是政府的投資效率不一定很高。像醫院、學校、監獄、水務、垃圾處理、地鐵、天然氣等公用事業，傳統上這屬于國有體制范疇，政府與企業沒有界線，一般是委派的方式做，管理是靠帽子管，因為有帽子在，這個事會運轉，這是傳統的體制，但是否按合同約定或者節省資金，并不清楚。
PPP是將市場資本引進，而且周期長，甚至長達30年，這么長的周期面臨的問題是把雙方的邊界劃清楚，不劃清楚，雙方會出現扯皮的現象，對資源消耗較大。而咨詢公司的作用就是重構管理體制，把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清楚，雙方的責權清楚了，事情才好執行。
NBD：如何保證資金的節約？
金永祥：節省資金是有前提的，不是PPP模式就一定節省資金，而是在競爭的條件才會節省。如果沒有競爭，政府建的污水廠原本只要3億元，可能就會要4億元，而如果讓社會資本進來競爭，或許只需2億元。市場經濟一定是競爭，離開競爭就不是市場經濟。PPP節省資金提高效率，一定是競爭的，沒有充分的競爭，是實現不了的。
NBD：財政部稱城鎮化引進PPP可解決融資的關鍵環節，如何理解？
金永祥：PPP不可能解決所有資金問題，而解決的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投資的一部分資金問題。財政仍然要投資，假如42萬億元，一半由社會資本來投，這也減輕了很大部分的壓力。PPP存在很多的模式，有財政購買服務的形式，還有經營收費的模式等。PPP項目是千差萬別的，基本的原則是能市場化就市場化，社會資本能做的就社會資本做。最典型的是污水處理，有的是BOT，有的是TOT，有的是BT，有的是委托運營，有些項目政府持有股份，有些沒有。
PPP與公眾利益不一定沖突
NBD：對于公共事業，公眾最擔憂的是企業為經濟利益漲價的問題，其中水價上漲就是質疑的方面，如果PPP與公眾利益沖突怎么辦？
金永祥：PPP項目，企業參與競標，政府選擇一家報價低的公司，但這個與老百姓交的水費是有差價。投資人的回報是通過競爭來確定的，與我們交多少水費是沒有關系的。政府從百姓手里收水費，比如是八毛，而企業的競標價是一塊，那兩毛的差價就由財政補。不管政府收的夠不夠，與百姓不發生直接關系，而是實行收支兩條線，財政有可能是補貼的。
最典型的是地鐵PPP模式，票價是兩塊錢，這與政府的結算價有差價，政府與公司有個合同價，假如我定的價格高，多的部分歸我，假如定的低，我給你補償。這等于是把市場化與公共服務在機制上解決掉，相當于政府購買了服務。
NBD：能否舉一個PPP運行較好的例子？
金永祥：北京四號線。它的建設運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有30年。這個項目投資150億元，如果政府投進去，一分錢拿不回，還要運營補貼。
現在做PPP模式，政府投100億元，香港地鐵和首創投50億元，政府的100億元是用來挖隧道等，而社會的50億元用來買車輛和信號，政府就少投50億元，壓力小很多。然后再由京港地鐵進行經營，現在雙方的合同是，廣告收入能夠支撐50億元，但是無法支撐150億元，這個時候政府投的100億元就不要了。
42萬億，真正的價值就在這兒，政府可以少投一部分。財政部現在推PPP模式，一方面是為化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而傳統國企進行改革引進PPP，可能會進行混合所有制，原來的項目都是國有，現在引進外部資金持股，這個平臺賺錢也可以解決資金的問題，還會形成互動競爭的關系，逼迫傳統企業提高效率，對傳統企業會是一種觸動。
